（原标题：保险服务“出海”）华信投资
11月17日起，宋鸣又要连续出差，拜访多家船东与新能源汽车企业。
宋鸣供职于一家国内大型财险公司国际业务部，围绕企业出海的各类风险保障需求设计保险服务方案。
此行，他前去沟通设计超大型滚装船（用于新能源汽车出口运输）的保障条款与保额保费计算方式。自去年初加入这家财险公司后，“不断解决新问题”成为他的工作新常态。
“从创新保险解决方案到保费保额精准设定，从优化保险出海方式到对外输出中国保险方案，每个环节都面临一系列亟需解决的新问题新挑战。”11月12日，宋鸣向记者感慨说。
华泰财险商险承保部副总经理宋巍也感受到了企业需求的变化。
他表示，当前中国企业出海的保险需求日益广泛。例如，产品出海涉及货运险、产品责任险及知识产权纠纷相关保险；中资企业承建海外基建项目或海外建厂，涉及国际承包工程保险、单一项目职业责任险、商业综合责任险、环境污染责任险、建工意外险等；中资企业加大海外市场本地化运营，对财产险、人员保障险、责任险的需求持续升温。
不过，国内保险行业在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依然存在保险供给不足、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
新需求
宋鸣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围绕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各类风险保障需求，提供相应的保险解决方案。
对于新能源汽车出口保险服务，他所在的财险公司积极践行“为中国车企走出去提供全链条风险保障”的政策要求，将其视为寻求车险市场新蓝海的突破口。
在国内车险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国内保险公司看上了海外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新能源车险业务，以寻求新增长曲线。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迅猛，也给保险出海创造了新机遇。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9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到175.8万辆，同比增长89.4%。
与此同时华信投资，不同国家或地区对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要求不一，导致中国新能源汽车拓展海外市场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在泰国，当地新能源一手车需与车险捆绑销售，且新能源汽车企业需在当地用户购车首年赠送车险。
由于缺乏新能源汽车行驶及出险理赔数据，加之不了解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智能网联安全性及技术特点，泰国当地保险机构未必贸然承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险业务。“去年起，不少新能源汽车企业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提供贴身的车险当地出单及理赔服务，帮助他们打开泰国市场。”宋鸣说。但是，要做好这项工作，国内保险公司同样面临问题。
通过市场调研，宋鸣发现，国内保险公司要护航新能源汽车出口，需要解决数据困境、合规门槛、服务网络布局不足、特殊风险管理等挑战。
所谓数据困境，是指海外国家驾驶环境、维修成本等与国内有着显著的差异，令保险公司对新能源汽车海外业务保险的精准定价难度很大；合规门槛则是指各国监管体系复杂，政策要求多样，导致国内保险公司在设计保障条款时面临较高的合规压力，稍有不慎就会违反当地监管要求而面临处罚；服务网络布局不足导致保险公司的售后理赔服务效率难以达到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期望值；面对新能源汽车电池聚焦、自然灾害等特殊风险管理，国内保险公司也缺乏专业管理能力。
为了解决数据困境，宋鸣几乎跑遍了国内所有的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研发制造企业，围绕新能源汽车在海外行驶过程中的各种潜在风险事故，设计相应的车险保障条款及保额保费计算公式。
然而，另一个挑战又摆在了他面前——如何将这款保险产品“输出海外”。
宋鸣所在的财险公司为此讨论了多个方案，包括在海外市场设立子公司或业务机构等。但是，由于保险公司在海外设立子公司须得到境内外监管部门的审批，加之海外子公司运营成本不菲，这项方案最终不了了之。
“即便我们执意设立海外子公司，由于运作过程耗时偏长，对新能源汽车出口企业而言依然是远水难解近渴。”宋鸣说。通过一段时间的业务探索，他们找到了一个相对便捷的操作方法，即由海外合作保险公司先在当地出单，向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提供车险支持（便于新能源汽车成功销售），再将相关承保风险转让给国内保险公司。此举既能支持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又让国内保险公司摆脱了在海外设立业务机构的操作烦恼。
太保产险副总经理陈森表示，针对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的车险捆绑销售要求，他们与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开展合作，由后者在泰国当地实现车险保单出单，然后将承保风险分回国内，由太保产线承接，从而支持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泰国销售。“我们预计，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的销量有望突破7万辆，其中逾1万辆是我们支持当地保险公司车险保单出单。未来，我们还会扩大这种合作模式，并将它推广至其他海外市场。”陈森表示。
如今，这种操作方法得到快速复制普及，不过推广过程中也面临新问题，就是如何高效完成新能源汽车海外保单承保风险转让交易。
记者获悉，以往境内外保险公司开展这类保险交易，主要由海外保险经纪公司撮合。但由于新能源汽车保险的专业性较强，海外保险经纪公司对此仅仅负责推介交易对手，难以对相关保险交易的数据标准、交易凭证与凭证格式进行规范，导致境内外保险公司时常遇到手工操作出错、账务清算成本偏高等难题。
今年起，宋鸣所在的财险公司尝试通过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下称“登记交易中心”）完成上述保险交易。
这种保险交易方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登记交易中心基于统一的交易规则与数据规范，既能提升交易效率与履约时效，又可以更好穿透计量风险与强化信息披露，相应降低业务风险；二是只要“来源可溯、流向可控”，相关部门给予登记交易中心的再保险跨境资金收支便利，有助于海外保险公司通过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在较短时间内拿到相关保险交易资金。
新烦恼华信投资
在宋鸣看来，保险服务新能源汽车出海，绝不仅仅是“设计销售新能源汽车海外保险”。
随着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持续增加，海外经销商与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电池衰减的担忧在升温，加之欧盟即将推行电池护照制度，这令越来越多的国内新能源汽车企业对电池全生命周期运营管理相关风险保障的需求日益迫切。“上半年，多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希望我们能尽快对电池全生命周期运营管理给出相应的保险解决方案，让海外经销商与消费者打消顾虑，放心购买中国新能源汽车。”宋鸣透露。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保险公司自身努力是不够的。
为了全面掌握国内新能源汽车电池的技术特点与衰减风险特征，宋鸣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研究新能源电池技术。
但是，面对快速迭代的新能源电池技术，他辛苦积累的知识储备显得“落后”，导致电池风险保障方案设计依旧一筹莫展。
记者多方了解到，为了破解技术认知瓶颈，部分保险公司与专业机构加强合作。
太保产险总经理助理徐峰表示，他们一面与宁德时代、中汽协等机构达成深度合作，将专业机构的电池衰减检测、电池健康状态检测等服务融入承保全流程；一面与上海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合作，引入多维度电池管理数据，为电池衰减相关延保服务提供科学的精算理论基础，全面完善新能源汽车海外服务生态。
近日，宋鸣所在的财险公司也与国内新能源汽车企业加强电池管理数据及电池健康状态跟踪检测的合作，围绕不同技术路线新能源电池的衰减特征，构建差异化的保险解决方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四季度起，宋鸣又接到一个新的工作任务——随着最新建造的超大型装滚船可以承载逾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运输，他需要针对新型装滚船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船舶碰撞等风险，设计新的船舶损失、新能源汽车损失、油污泄漏处理等保障条款与保额保费计算方式，支持更多新能源汽车远销海外。
这类超大型装滚船的风险特征，与原先承载3000—4000辆新能源汽车的装滚船有着很大不同。一旦遭遇火灾，由于超大型装滚船结构发生变化，其潜在的船舶损失及新能源汽车损失金额远远高于后者，但保险公司目前缺乏相应的风险定价模型工具。
11月17日起，宋鸣将拜访多家船东企业，深入沟通超大型装滚船的结构及风险特征，尽早设计相应的保障条款及保额保费计算方式。
宋鸣感慨道，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让他几乎成为新能源汽车出口货运、海外销售、电池技术研究方面的“半个专家”，但这未必能让他从容响应新能源汽车出海的风险保障新需求。
“原以为的从从容容，现在都变成匆匆忙忙。”宋鸣说。每天，他不是在遇到新问题新挑战的路上，就是在解决新问题新挑战的征途中。
尽管工作强度很高，但太保产险、平安产险等财险公司的新能源汽车保险承保业务陆续盈利，令他对新能源汽车出口保险服务在明年有望赚钱充满期待。
另一个方向
随着中国企业承建的海外基建项目日益增多，国际工程承包相关保险服务同样是保险公司伴随企业出海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9月，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87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2%（以美元计为1223.3亿美元，增长11.4%），新签合同额13816.2亿元人民币，增长13.2%（以美元计为1928.5亿美元，增长12.3%）。
长期从事国际工程承包保险服务的财险海外业务部主管赵伟坦言，他原认为国际工程承包保险主要以海外建筑工程一切险（CAR）、安装工程一切险（EAR）、第三者责任险、人员安全保障保险、企业财产险等传统保险品种为主，但过去一两年，越来越多的基建类企业提出“奇特”的风险保障需求。例如，针对国际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摩擦风险，有企业询问能否提供经营中断险；有的海外地区网络基础建设不够完善，容易遭遇黑客攻击导致企业数据资产受损，企业希望能尽快获得网络安全险保障。
此外，部分基建类企业提出国内保险公司能否提供基建保函，作为他们竞标海外基建项目的“关键支撑”。
为了尽快提供这些保险服务，这两年，赵伟一方面向保险公司学习借鉴相关保险的风险定价模型与理赔流程，协同合作伙伴尝试给部分企业提供基建保函；另一方面也与专业机构保持联系，定期了解海外国家的政局、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最新变化，及时提醒相关出海企业先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但是，面对企业承建海外基建项目的风险保障需求日益广泛，赵伟时常也感到“力不从心”。一是在某些高风险国家或地区，尽管工程险的再保险需求较高，但再保险公司的承保偏好相对较低，导致保险公司不敢轻易承接中资企业的工程保单，影响中资企业在海外承接基建项目的能力；二是保险公司在不少国家或地区没有投入资源，对当地网络风险、营业中断、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地缘政治不稳定等风险未能开展深入的市场研究，导致他们自己也不敢承保中资企业的不少海外基建项目。
“尤其在各类风险因素交织的情况下，我们在不少国家或地区缺乏完善的工程保险风险定价模型。即便中资企业愿意多给保费，我们也不敢承保。”赵伟说。
中再产险总经理王忠曜表示，随着中国海外投资与新签合同快速增长，国内保险行业在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确实存在不少挑战。
首先是保险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供给不足，即保险产品供给仍以财产险、工程险等传统产品为主，缺少针对海外风险的责任险类、特殊风险类产品供给；二是定价能力不足，即国内保险公司缺少海外数据积累与海外定价模型工具，对海外风险的认识与定价能力有待提升；三是承保能力供给不足，由于风险及定价能力限制，中国保险行业在提供承保能力方面相对谨慎，导致“走出去”风险的保障规模与交易发生规模存在落差。
其次是服务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内保险公司海外网络建设进展滞后于企业出海步伐；二是海外承保业务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完善，当前国内保险业经营海外业务的团队主要来自国内，缺乏针对“走出去”风险的专业化、体系化队伍建设；三是增值服务能力较弱，比如海外市场风险咨询、风险管理以及风险减量服务能力都需进一步加强；四是科技化手段应用需加强，对于海外风险管理、风险减量服务的科技化手段应用不够完善。
最后是中国保险业的全球话语权不足。当前保险行业仍由欧美市场主导，中国保险业在国际保险业话语权不足，导致定价谈判等方面处于被动。
在王忠曜看来，国内保险公司在积极解决“保险出海”痛点的同时，还应为“险企出海”赋能。一是共建数据平台，聚合分析多维度行业与业务数据，加快开发更精准的定价模型，为“险企出海”提供技术支持；二是共享全球网络，为险企出海提供海外目标市场的政策解读、推荐本地服务伙伴等服务；三是创新再保方案，针对海外特殊风险提供定制化再保险解决方案，帮助出海险企扩大海外业务的承保能力；四是推动标准输出，比如将中国保险公司在新能源车险领域的实践经验逐步转化为国际认可的“中国保险方案”，助力险企出海更加从容。
（应受访者要求，宋鸣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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